天津海鲜

北京七环外的真实人生

上万人的命运同样与北京紧密相连,但他们正在被放弃、被忘记。

北京城里有2200万人,和澳大利亚国家人口接近。他们每天需要消耗1000吨土豆、60公斤香菜、200吨洋葱、3000万公斤猪肉和1.8万吨水果。每天凌晨,超市老板、食堂经理、生鲜网站采购商、蔬菜商人会开始为北京人一天的饮食而忙碌。

在北京七环外的“高碑店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简称“高碑店市场”),上万人的命运同样与北京紧密相连,但他们正在被放弃、被忘记。

你比五环多两环

一车山东大葱运到七环外的高碑店市场,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卖光。在北京,这个时间是三天,甚至更短。

2015年,当山东商人田宁来到河北高碑店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时候,是一场豪赌。在政策文件里,他和他的生意属于被疏解的对象。离开了北京南四环的新发地,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有机会回到那里。而他赌的是北京将进一步限制货车出入北京,而被称作“亚洲最大菜市场”的北京新发地将被整体搬迁到高碑店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

田宁的命运和北京的“非首都职能”疏解紧密相连。四年过去,北京城里的动物园批发市场、花乡批发市场等多个市场或关停或搬迁,八里庄等多个菜市场也被拆除,但新发地除外。外地的卡车进入北京并没有如想象中受到限制,高碑店市场里人烟稀少,鲜有来自北京的客户。

和高碑店市场的冷清截然相反,2018年,北京新发地取得了千亿元的历史最好营收记录。在萧条中,田宁将自己过去在北京十三年里打工和做生意存的70万亏完。

田宁窝在一辆开了五六年的车上,守着摊位上近万斤的大葱和胡萝卜,反复念叨自己的生活还不如一个保安,“保安起码一个月还能赚3000块。我们卖菜的就是一个乞丐。”

他在2018年夏天回到了北京,这个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为了谋生,他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站点位于阜成门金融街附近。

他深陷一种巨大的冲突之中。因为这名失意的商人来到的是中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是一片代表财富的风水宝地。放下自尊,他每天到公司开早会,听经理训话,强调“对客户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基本原则,然后中午开始送餐。他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常去的中国银行、民生银行等大机构总部,那些客人接到他的快递,都彬彬有礼地对他道谢。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个小区里送餐,却遇到了一个熟人。

“大老板,怎么干起了外卖?”熟人这么跟他打招呼。

他一时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减肥。”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回家一细想,他发现减肥这个理由不太成立,于是之后对外解释统一用的理由是“体验生活”。

他感到北京的钱很好赚。第一个月收入八千五,比做蔬菜批发的收入高多了。但他只感到很少的尊重,走入高级写字楼,他会被保安们呼来喝去,有的楼不准外卖员搭乘电梯,就算是二十楼他也只能爬楼梯。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因为饭店出餐速度慢导致了延迟。他飞奔着把外卖送到后,客户生气地对他说:“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挺不容易的,这回我就饶了你。”他点点哈腰,连连道谢,出了门又发短信给消费者说谢谢,“如果您投诉的话,我这一天活就白干了。”

他做了两个月送餐员,又回到了七环外的高碑店。他发现自己有着无用的虚荣心,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勉强算是个老板,不用受气。

只有讲到他的胡萝卜和大葱时,他会变得眉飞色舞。今年40岁的田宁,从山东一家酒企下岗之后,在广东和湖南做过大蒜和胡萝卜生意,在北京做过顺丰和京东快递员。他将自己的历程形容为赚了点钱就回蔬菜行业。

他把做这个行业比喻为“比赌博还上瘾”。因为利润微薄,批发商们通常依靠价格的暴涨和地区间的价差赚钱。在批发业,“砸行”被称作降价,“起行”意为涨价,由于批发商进货量大,每斤价格的微涨也能让他们获利颇丰。他津津乐道于2016年,胡萝卜曾经每斤上涨了5毛钱到一块钱,这让他从山东、安徽等地发一车货就赚了三四万。

2016年之后,超市里菜价的上涨呈持续上涨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里,2018年蔬菜价格也同比增长7.1%。然而,供应链上的农户和一级批发商们并没有尝到甜头。“胡萝卜十年前四毛钱一斤,现在批发价还是四毛钱一斤。”他将价格上涨归因于北京房租的上涨、包装箱因为满足环保需求涨价等原因,“现在能不亏钱的都是做得好的。”田宁这么说。

在高碑店,田宁的周围全是失意的生意人。田宁2015年来到这里,看到商户们走了,又有新的“韭菜”顶上。“都是一些不懂行的人,”他的语气里充满鄙夷,“以为蔬菜生意很好做。”他随口就能说出好几个这里亏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夫妻离婚的例子。

这名七环外的临时居民,被驱逐、被流言左右,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前两年还聘用了工人,4000块钱一个月,现在决定活儿全自己干。他租了三个摊位:“一个摊位月租800,还有自己的房租、吃饭,钱从哪里来。想保本都不容易。”他愁眉不展。

每个高碑店市场的参与者都对京津冀一体化抱有幻想,他们为蔬果盖上棉被和塑料纸袋,在寒风里等待客人的到来

来到这里的人都和田宁一样,对北京和河北的一体化发展充满了梦幻般的幻想。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条“比五环多两环”的大七环贯通了北京和河北,它将把无数原本属于北京的机会带来河北。这条穿过北京郊区和河北、长达940公里的环线,被誉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但却把世界分割成了北京和河北两个部分。田宁发现,离开了北京,一些能轻易获得的东西再也无法轻易获得。他跟无数人一样,如同潮涨潮落,离开北京、又回到北京。他回到北京,是一种逃避;而再次离开,是为了有一天再回到北京。

唯一让他还留在高碑店的理由是觉得就这么走了怪丢脸的,周边全是山东同乡,做的也是大葱生意。“命运如同潮涨潮落,反复无常。等到连一车货都没钱装、彻底死心的时候,我就再回北京找机会。”他说。

豆角大王的忧愁

从任何一个角度,高碑店蔬果市场建筑物都是优雅、繁荣的反义词。它本应成为“河北版筑地市场”,但这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场所。三轮车、面包车、卡车没有章法地停在路边,建筑则四面透风,在零下十度的冬天,商人们都裹着厚重的军大衣,冻得瑟瑟发抖。

和田宁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豆角大王”孙永彬。他是市场里少有的出得起1500的月租,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商人。他曾经是北京新发地的著名商家,十多年前,因为和人打赌一天能销完一车(28吨)豆角,而被封上了“豆角大王”的绰号。

他同样出于对北京新发地搬迁的期望,来到了河北。在北京,他的生意做得比田宁大得多,但在高碑店,迎接他的同样是亏损。2015年,搬来的第一年他亏损了三十万,在北京所积累的六十多名大客户全部流失了。他们担心这里品种不齐,也对来一个陌生地方心存疑虑。

豆角大王是高碑店市场的一张名片。他熟练于应对媒体,一开始的谈话他会兴致勃勃地表示,这里和北京做生意没有区别。必须花费一些技巧和时间,他才会承认,这里远远落后于北京新发地市场。

过去,在北京做生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孙永彬和大客户们联系,每天天还没亮,就知道能卖出多少货:“有时候,你都不用出门就可以卖掉半车货,剩下的就好操作了。如果一天都没人给你打电话,早上起来就立刻决定便宜卖。”他否认自己是市场上价格制定者,只是总结自己的原则就是把货卖了,挣钱。

在蔬果业者眼里,北京市新发地是一个传奇,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即便在七环外,市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熟知它的发展史:位于南四环外,最堵车的时段是凌晨四点;1988年,它由13个人、两亩地发展起来,现在的面积超过1600亩;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北京四环内禁止货车在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之间进入,新发地迅速崛起,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果蔬市场。这里被BBC称作“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的地方,每天的吞吐量达到1.8万吨蔬菜和1.8万吨水果。

在孙永彬的记忆里,北京新发地周边4公里的路堵上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那里还是个“认货不认人”的地方,只要货好,过去了就会被哄抢,有时候越昂贵的越抢手,新疆空运来的芦笋卖到50块钱一斤,北京人买起来眼睛都不眨。

然而整个华北,除了北京,再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的消费力和好胃口。这使得高碑店市场的规则完全不同。好蔬菜卖不出价格,降价甩卖也没人要。孙永彬过去的降价甩卖法则在这里也不起作用,因为需求只有这么多。

批发市场的竞争是全国性的。来自内蒙、山西等地的批发商,可以来高碑店,也可以去北京。“但现在来这里的人还不多。”孙永彬夸高碑店市场里交通方便,但也不得不承认事实。

而他的麻烦不只是客源不足。他需要应对有备而来的、擅长资本运作的炒家,在涨涨跌跌的市场环境里搏击。过去几年,豆角在3毛钱到25块的价格区间里剧烈波动。他需要根据价格波动,迅速作出决定。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高碑店,孙永彬都是消息大王。豆角是一种反季节作物,进入冬天,北方只有少量价格昂贵的大棚蔬菜,市场上的豆角大多从南方运输过来。“中国的每条高速公路、省道,哪里有事故影响了运输,我都会第一时间知道;哪里的包装降价了、哪个炒家租了大量冷库可能会有动作,我都有消息源。”他这么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快速掌握小道消息并加以运用,以从中牟利是蔬菜业大卖家赖以生存的基本功。

他在办公桌前运筹帷幄,影响着民众和商家在超市、菜场等场所能以什么价格买到豆角。他不满足于只是一个豆角大王,或许“蔬菜大王”才是一个他更在乎的名号。为了掌控了上游种植的产量和品质,在云南,他租下了600亩农田,农户帮他种了2000多亩,种植品种也由豆角扩展到辣椒、茄子等。

再怎么扩张,他做的仍是个靠天吃饭的行当。接受采访时,电视里的新闻播报着南方地区将迎来寒潮,“下雨会让蔬菜腐烂,变质,”他叹了口气,“但我最盼望的天气是下雪。”下雪会影响交通,也会让南方蔬菜种植遇到麻烦。“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我不应该盼菜价太高,但价格太低我们和农民确实很难生存。”

“豆角大王”对未来悲喜交加。他乐观地觉得,高碑店到北京一共70来公里,根本没有差多远的距离,而且这边根本就不堵车,能节省更多时间,北京的商家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有时,他又悲观地觉得,高碑店市场真正能繁荣还得等北京的疏解,而现在一点迹象也没有。他发现,当北京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庞大,它反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生活服务业者。

你会还想回北京吗?豆角大王听到这个问题沉默了。接着又坚定地说:“不想回来,也没有我们的地方了。以前在北京,我们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摊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再回去,那还不如在这儿。坚持着,马上就能看到阳光了。”

被遗忘与被损害的

高碑店批发市场生意惨淡,但洋葱除外。

北京市几乎所有的洋葱都来自高碑店市。由于在出售前需要进行翻捡和加工,剥去外层皮,这是一个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气味和垃圾的蔬菜。北京结构奇特,可以包容一切,但洋葱除外:2015年,出于环保需求,北京禁止在新发地市场里进行洋葱加工。此后,产自甘肃、云南等地的洋葱在进京前落脚高碑店,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市场里先行进行处理。

北京“老农民”超市老板霍建达在上午十点到达高碑店市场,洋葱是他们主要采买的蔬菜之一。这名出生在河北邯郸的90后,和他的几个发小都在北京做生鲜超市生意。这里的白洋葱和紫洋葱,比北京每斤便宜四毛钱。在售卖洋葱的专区,地面上满是洋葱皮,有面包车经过,总会扬起一片尘埃。霍建达并不在意环境脏乱与否,在他眼里,只要货好就行。

洋葱在高碑店流转的命运,正如北京和河北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需要商贩们为数量众多的北京人服务,但又有着冷酷的一面。当发现北京正式提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并实施于行动,小商户们惴惴不安地离开北京,投入了河北的怀抱。根据媒体报道,三年来,高碑店新发地与北京多家专业市场达成合作意向,成功疏解在京商户4000多户,间接疏解外来在京人口2万多人。

看上去,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绩显著。在业内人的眼里,不过是高碑店市场有“新发地”这三个字的招牌,让一些商户误以为北京新发地将整体搬迁至此。

如今,这些搬来七环外的绝望商人,有些认为北京疏解无望。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首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紧紧相连,“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关心你”。在这座巨型城市里,个人选择显得无足轻重。而撤离北京新发地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怨不得别人。

不过,在学者眼里,北京即将进入漫长的疏解—发展周期。“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是超级复杂的巨系统。”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的“非首都职能疏解”既是缓解“城市病”的优化发展需求,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北京将承担因疏解而产生的对城市经济和商业繁荣的负面影响,但他预计北京市仍会比较严格地执行疏解政策。他拒绝对北京新发地及未来拆迁计划发表意见。

看上去萧条的市场里,仍有希望之光在闪耀。和每个经营超市的老板们作息类似,霍建达通常在下午七八点入睡,凌晨一两点起床,赶到南四环外的新发地市场采买一天的新鲜蔬果。每周有两三天,他和发小们回各自超市布置好后,会约好地点一起赶来高碑店市场。他们算过账,一辆货车里能装两万斤蔬菜,来高碑店每斤菜大约便宜三毛钱,加上来这里的油钱和过路费,仍然是划算的生意。

只是这些北京商人太少了,以至于根本没人光顾田宁的摊位。站在自己盖满了棉被的胡萝卜堆前,田宁并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为何如此庞大而有生命力,它又为何要疏解人口和产业,他懵懵懂懂,不知道答案。他不明白的还有一些预想中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他不能读懂北京,也不能读懂七环外的高碑店。在时代的巨轮下,他好像是赌输的人,又好像还有机会赢得下一个回合的胜利。田宁认为他还有机会,在下一个潮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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