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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投机的聪明人

聪明和智慧有时往往是相反的。

北宋末年,中央政府的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财政收入只够满足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当群臣束手无策时,只有一位大臣可以解救皇帝于水火,这个大救星就是蔡京。

通过一系列做法,蔡京实现了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走。然而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宫城的南门内,是一组叫作大庆殿的宫殿群,这里是皇帝平日上朝、大宴群臣的所在。这组宫殿群的正衙殿叫文德殿,文德殿的南门叫端礼门。

几个石匠带着一块刻好的碑,立在了端礼门外。由于这里是朝臣们上朝必经之地,显得非常醒目,官员们每天从此路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一百二十个人名,分为几大类:一类是宰相,以文彦博为首;一类是官小一些的侍从,以苏轼为首;一类是更小的余官,以秦观为首;一类是内臣,以张士良为首;一类是武臣,以王献可为首。

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皇帝之所以动这么大肝火,是由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派系斗争带来的恶果。

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此时由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执政,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后,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徒贬斥的旧党成员。

但向太后只执政几个月就死去了,宋徽宗得到了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

执政第二年,宋徽宗已经羽翼丰满,随即推出了党籍碑,禁止元祐党人以及其后代在京城任职,彻底与旧党决裂。

但这次的打击只是开头,宋徽宗对于旧党的打击一直持续不断。立碑两个月之后,他禁止了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

次年(公元1103年)四月,徽宗将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在宫廷里的画像全部毁掉,同时下令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到了九月份,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一百二十人调整到了三百零九人,新党的章惇等人也列入了名单。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以儆效尤。这也预示着,未来二十年的北宋政权将进入蔡京时代。

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位,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但与秦桧不同的是,蔡京从本质上是一个偏重于财政的“能臣”。他在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在当时,由于其余大臣对于帝国的财政已经无能为力,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将脏活、累活一并丢给了他,让他主宰政坛二十年。与其说蔡京是奸臣误国,不如说是宋徽宗的财政挥霍让蔡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财政改革的失败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宋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虽然宋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到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比改制后几年有所增加,比改制前也增加了。而到了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比起元祐时期,用当时官员自己的话说,又增加了数倍。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人,比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也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楼阁,又因为喜欢艺术,让各地进献花石纲。贤臣们都已经被贬斥,没有人告诉皇帝,他的爱好已经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的负担。

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间,满足皇帝为首要目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蔡京上台时,帝国的一切形势都对他有利,除了官场内斗造成的青黄不接外,就连宋神宗时期的官制改革(元丰改制)也对他有利。神宗之前,由于官职过于分散,政出多门,没有人能够做事。官制改革虽然成果有限,却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了皇帝和宰相手中,更便于蔡京弄权。

另外,交子、盐钞等金融工具的发展,也让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王安石时期的变法仍然是一次传统的改革,以整理农业税、发展传统产业为主。而随着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蔡京利用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纵社会经济,获得财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样化了。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组织的全国性财政改革拉开了帷幕。

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利用纸币来筹资,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将原本不使用纸币的区域纳入纸币区。最先被纳入纸币区的是位于京城西边的京西北路(今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设立印钞机构,发行交子。此时发行交子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财政需要,印刷的纸币也没有准备金在背后支撑。

到了第二年,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作钱引的纸币。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区使用,而钱引则在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其他地区通行。其中福建(闽)由于是蔡京的故里,才免于遭殃。

由于钱引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这些地区正在推行另一种纸质凭证——盐引,政府最后不得不暂停了纸币的发放,任其自生自灭。

而对民间影响最大的通胀掠夺,仍然发生在四川地区。四川地区纸币发行得最成熟,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使用纸币。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开始了滥发的序曲。他要求在四川地区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量,造三百万贯交子,允许陕西使用四川交子。这次的发行有准备金,政府计划拨付一百万贯钱币作为准备金(是否落实不知道)。

然而,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随即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万贯,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五百五十四万贯。这几次增发都没有准备金,出现了通货膨胀。

在政府发行交子之初,总发行量也只有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仅仅这几年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出现了失控,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交子一下贬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决定将其改一个名字,在四川发行钱引。钱引与交子的不同,只是名字的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蔡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市场,重新开始。

但随后,市场做出了反应:钱引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另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交子和钱引都已经不能兑换,只有四川可以兑换,于是,全国的纸币都越界进入了四川地区,更增加了贬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对应于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让它们自生自灭。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留下懵懂的人们在思考着到底哪里没有算清楚,才导致了倾家荡产。政府获得巨利的同时,失去了民间的信任,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除了瞄准纸币之外,蔡京对于以食盐为本位的盐钞也没有放过。

蔡京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盐业收入(也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经历了一次危机:中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山西的解池,由于水涝问题产盐量下降。由于盐钞要求商人们都到解州的盐池去兑换盐,这件事就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盐业专卖收入,还让那些持有解盐盐钞的商人们也无处换盐,形成了一次小危机。

蔡京及时地寻到东北和东南地区出产的末盐(解盐为颗盐,即颗粒状的盐,而其他地区大都为粉末状的末盐)来代替解盐,帮助政府获得了收入。同时,他规定商人持有的解盐盐钞可以拿到东南兑换末盐。

另外,盐钞还可以兑换乳香、茶叶、度牒等物品,扩大了使用范围。经过这些措施,盐钞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处理了这次危机。

然而,处理危机时,蔡京看到了盐钞的潜力。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一百六十四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却只有十四万贯,净赚了一百五十万贯。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使用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大商人从政府批发食盐后,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握。蔡京废除了东南末盐的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就遍及了全国。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昂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也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

当然,人们对食盐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盐钞发多了,人们迟早会发现,储存的盐已经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刻。

但蔡京想方设法地避免泡沫破裂,他的办法是:让盐钞不断地贬值,增加盐商用盐钞换盐的难度。比如,本来盐商把钱交给政府,就可以获得盐钞去换盐。但有些早年的盐钞没有使用,就又已经发了新盐钞。对于旧盐钞,政府规定必须折价,去买盐时,最多只能使用百分之三十的旧钞,其余都必须是新钞,或者还要搭配一部分现钱。

政府利用不断对旧钞折价的方法,就控制了盐钞的数量。

为了增加收益,蔡京还设置各种各样的出货障碍和苛捐杂税,将利润做大。到了高峰时期,每年收入达到了两千万贯以上。而在政府收入之外,则是食盐质量的大幅度下降。由于食盐价格高昂,许多山区能够吃得起盐的人家十户不过三户。盐商的手中则积攒了大量的盐钞,却因政府设置的各种规矩和障碍兑换不了。就算是与政府共舞的大玩家,也有一朝踩不准就倾家荡产的,朝为富翁,夕挂黄粱。

除了盐业之外,蔡京在茶叶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样出于聚敛的考虑,发行了一种纸质凭证——茶引(又分为长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杠杆,将大量的财富收于政府手中。

蔡京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尝试。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了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终被政府剥夺干净。

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商泡沫。

从王安石开始的政府理财实验,到蔡京时期终于达到了高峰,只是,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已经在实验中分崩离析。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时,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战争筹集经费了。

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作出响应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徽宗让位于儿子钦宗,蔡京也同时被贬离京,途中饿死于湖南长沙。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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