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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历史的迷雾看中国经济

德谚:暗透了,便看得见星星。当然,首先还是要确保——活下去。

悲观有很多理由。

早几年就有经济学家在说“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等,最近因为税收问题,诸多历史学者说到“黄宗羲定律”、“黄炎培周期”、“桑弘羊陷阱”等等,总之一言以蔽之——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就算乐观也不能盲目,这几年普遍日子难过的原因就是原有的模式难以为继。

01

人口红利的终结

以上的各种定律陷阱,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视角不同,但问题本质就是一个——人口红利的消失。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拥有众多年轻劳动力去承接低端产业链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波资源。但这一波好景不长,也就是2、30年光景,随着老年化的到来,当年的资源立刻转变为负担。不仅是产业优势的丧失和环境的破坏,而且因为富了一波之后,国内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让人痛苦不堪。

这是一个众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过去的一道坎,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是“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在多年前杨小凯、许小年、秦晖等学者都提到过,当时还是“厉害了我的国”时期,自信制度优势能使这些资本主义理论完全失效。而今年年初到年中,形势急转直下,老百姓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完全打懵。

在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是一个产业问题,更多是一个财政问题。

拼合大一统集权体制不容易,需要耗用比小国更多的财政资源,这部分属刚性支出。在人口红利期,可通过国企专卖和土地财政作为第二财政进行转移支付以维持。

历史学者的视角在兴亡,一部中国王朝史就是一部财政史,所有的盛世都基于人口红利。

当年温总理在减农业税时候引用的“黄宗羲定律”,历朝税收,就算减一点,过不了多久又会在别处涨上去,老百姓负担更重,这其实是一个人口红利问题:人口红利期,征税基数大,加上通过国企专卖获得隐形人头税,摊到每个人,税负会轻一点。但红利期一过,财政支出还是刚性的,只能继续加重税负获得平衡。

桑弘羊问儒生:不搞盐铁专卖,帝国的用度完全不够,不能应对对外战争,不能防止地方坐大,你们说怎么办?

不过,国企专卖只是财富转移而没有创造,一旦失去人口红利,国企反而成为财政负担,汉武帝连年征战,人口锐减,桑弘羊也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

怎么办?这个话题儒生也是回答不了了,有关钱的问题不是靠意识形态能解决的,王莽想用仁义道德来解决,结果迅速崩盘。

“桑弘羊陷阱”于是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道魔咒,王朝兴衰治乱循环,周而复始,自汉武帝开始,无一逃脱。(可参考之前文章《被人口红利断送的大清江山》)

“历史创造英雄”,这话一点也没错。但想到一直被史册怀念讴歌的中华盛世,仅仅是一波人口红利,未免也太让人丧气。

02

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定位

人口红利只有短短几十年,当有新的国家承接了你当年的产业后,你就被迅速被世界遗忘。这是全球化的游戏法则。

全球化的是非功过先不去评说,当下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身处其中由不得选择。在这一个食物链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通过原始积累进化而跻身食肉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如被刘慈欣的《吞食者》碾压过后,留下枯竭的资源,动荡不安的社会,被污染的环境。

成就文明需要千年,而毁于一旦只需30载,怪不得别人,既是自己贪念,也是这个时代的共业。

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几个。无法跨越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阿根廷等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来说不仅仅经济持续发展,而且是摆脱近2千年的兴亡魔咒。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早已明确而且唯一,就是在技术上能努力爬到产业链上游。

如何才能做到?

一个朋友原是芯片工程师,前几年因工作强度过大而改修名表,用看芯片的眼力看手表机芯,很快成为这行的佼佼者。中兴事件时问他我们芯片和美国差距,他说,我离开这行的时候,估计差6、7年,现在估计差10年吧。

怎么差距越来越大了?

这行只有后发劣势没有后发优势,在原有的技术路径上,距离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出现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才有可能。

这种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不是举国体制能做到的,中兴事件是很好的证明。

到底应该怎么才能做?凡是说自己知道办法的都是骗子。

2018年就如同1978年,到了再一次放开手,让大家“摸石头过河”的时候了。

摸过一回了,第二回应该是信心满满了。

但是,公不在,谁来纠偏?

03

在2千年的轮回中,有一种力量在生长

秦汉唐宋元,中华体制——桑弘羊体制,这个基于人口红利的财政体系,有一种吞食者的自我扩张自我毁灭的蛮力,有如癌细胞,缺乏一个力量去牵制平衡,或者阻止系统的崩塌。在盛世的背后,最高决策群体都有这种集体隐忧,所以儒家是文官体系的意识形态,皇室都是佛与道,寻找一种自我节制的平衡力。

光靠内省是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外力平衡。

中国近代史应该从晚明开始,而不是1840年。

1492年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墨西哥银矿,改变了中国的货币本位,于是中国的面貌开始和秦汉唐宋元有点不一样了。

在财政体系之外有了新的力量叫金融。

输入性的货币——白银,决定了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朝廷说了算。

从晚明万历中兴,到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虽然兴亡周期还是主旋律,但已经开始有点摆脱人口红利桑弘羊陷阱的意思了。

江南财团商人掌握的金融力量成了牵制朝廷的纠偏平衡力量。清廷庚子拳乱要各省总督勤王时,李鸿章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那一刻免于中国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和印度。

1916年,袁世凯政府命中国银行停止银行券兑换银元时,上海银行家们拒绝停兑,维护了银行体系的信用,这种信用支持了之后中国的“黄金十年”。

在所有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可能有一个金融中心,而且必须是和政治中心合一的,上海这个金融中心的存在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孤例。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中国存在着这么两个信用中心。1916年是金融界的“东南互保”,使得上海金融界摆脱了北洋政府成为独立的信用主体,也使得当时上海商界不仅成为税源地,也能独立实施对外信用连接。甚至能起到政府的对外担保人职能。

即便这个“上海商界”之后不再是个地理上的存在,但这个力量依然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海外华人圈。

文化上符合“江南士绅”的传统,从南朝“王与马同天下”开始到晚明成形,江南士绅一直有其独立的担当。在这样精神追溯下,关键时候成为中国和全球资本对接的独立担保人。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只有在中国才能那么顺利,因为有这么一个信用中心。

如果不放在这样一个传统背景上看,将无法理解中美贸易战,也无法理解央行和财政的矛盾。

顺着这个线索进行演绎,我们既可以估出楼市的走向,也可以估算股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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