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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口红利断送的大清江山

当改革一词完全被正义所包围,KPI就无从谈起。重启改革就是摆脱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

比如,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我们会为一些像王安石这样改革家扼腕叹息,感叹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总被保守势力扼杀。不过,进步和保守都是后人所给予的标签,身处当时,却有其现实的改革目标——解决财政危机。

一般来说,王朝运营一段时间后,开国之初的制度已经有积弊无以为继。当一个管理团队需要进行改革时,必然是遇到重大的问题了,而只有财务上的危机才能让管理团队达成改革的共识。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痛苦艰难。历史上每一次改革,在当时,都有清晰的KPI目标。能解决财政危机的改革都能延续,而不能的则被废除。进步与否都是后人所填。商鞅、张居正无论是五马分尸还是满门抄斩,因为改革方案解决了帝国的财政问题,所以政策得以延续。而王安石的方案并未改善帝国财政收支,于是“保守势力反扑”废除了新政。

但是,中国有个特殊的第三种情况。

通常改革成功,为王朝续命100年,不成功,大伤元气改朝换代。

但有第三种,王朝突然失去了改革动力,因为有一种其他方法改善了财政。

这就是人口红利。

所有的进步都是倒逼式的,改革如此,发明创造也是如此。

一般经济学上说到的人口红利都是消费型的,比如讲到“婴儿潮”一代支持了大众消费等等。但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生产型的。

回溯到元朝,中国也有一次工业革命,黄道婆的纺纱技术,为江南经济带来飞跃式的发展,上海当时“衣被天下”,成为世界的纺织中心。

但是和英国工业革命的珍妮纺纱机不同的是,当时英国面临的问题是黑死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劳动力人口短缺。但黄道婆当时面临的是江南人口膨胀,土地短缺,劳动力富余。

于是看上去类似的纺织领域的革命,因为面临的困局不同,所以解决路径也全然不同。珍妮纺纱机是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效率,而黄道婆的技术是如何在江南大量劳动力人口中,通过分工协作,降低成本,使产品具有竞争力,以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中国工业化的特色路径,延续至今,当年浙江温州义乌等各个产业小镇,通过精细分工,把全世界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做到最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高度接触,成就了中国的竞争力。直到现在,阿里、顺丰、腾讯等依然利用的是这种中国特色的高频度的人的接触。

在世界还是以农业为主的时候,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约束了最终的人口数量。在西方社会,一旦面临人口膨胀,土地短缺,就会开始大规模拓荒殖民,生产力更多和技术相关。但中国不需要,在管辖的疆土内,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劳动力人口越多,产品就越有竞争力,生产力和人口有更多相关。同样的土地上,能容纳的人口远远超过欧洲。

于是,在元明清三代,朝廷只需要做一件事——建立起有效的人头税制度,就能在人口增长的时间段中获得持续的税收。

虽然乾隆在其父亲雍正手里接下了大清江山,但其父亲的改革精神和大政方针到他手上已然放在一边。

雍正是大清一朝第二有改革精神的君王(第一是慈禧,感到意外看老罗以前的文章),经过激烈竞争夺取了大位,不曾料江山已然外强中干。雍正精力过人,锐意改革,就摊丁入亩一项,看似只是内部的税制改动,实际上是整个帝国运转方式和价值观改变的前奏。承接张居正一条鞭法,彻底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改征收财产税。欧洲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演化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首先从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的税制改革。

乾隆不需要改革,因为一朝的运气都集中在乾隆身上,他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红利。短短数十年,人口从一亿不到增长到四亿。虽然有部分原因是丁银免除后瞒报数减少了,但更多原因是中美洲的番薯和玉米输入到中国,贫瘠的山地也能养活中国人了。

人口红利使帝国财政走上另外一条路子,虽然乾隆的父亲废除了丁银人头税,但他找到了另一种人头税征税方式——盐税。这项从汉武帝开始的专卖制度,一直是每一朝的重要税源。最多时占50%,少的时候也至少20%。

而这种既不会多也不会少的固定消费,唯一能使总量变化的就是人口数量。实际上盐税就成了人头税,比直接征收更有隐蔽性和强制性。乾隆年间,作为人口红利的盐税大幅度增加,成了最依赖的财政支柱。

乾隆年的盐税税制最复杂,各地官员最大的目标就是如何多征盐税,既有从量计税(广东),也有“盐引归丁”完全退到人头税(四川)。帝国的财政系统已经形成一种回路——只要加强征收队伍,就能征得超额税收,就可以养活更大的征税队伍,继续去征更多的税。

这种由人口红利引发的简单回路,给帝国种下了恶果。之后的所有倒霉事,都是由此而来

这时候的帝国一改康雍两朝改革外向之风气,日趋保守,对外封闭,对内钳制。于是有了江南文字狱,于是也有了皇帝面对马嘎尔尼朝觐时表现的那种无知和傲慢。

乾隆在位时间还特别长,长到足以让帝国深陷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长到足以让帝国的土壤再也长不出改革的种子。这种万事唯上的集体思维,满朝文武只讲政治正确,而不去搞定事情。乾隆朝官员能力的退化显而易见,雍正在财政如此困难情况下,还平定准噶尔叛乱。而乾隆在财政充裕得多的情况下,搞定个规模小的多的大小金川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帝国崩盘的迹象在盛世已经显露,只是果报报在儿孙上,嘉庆道光都是儒家训练的好品行的皇帝,但趋势无力挽回。直到英国人打进来,包括林则徐在内,几十年里朝廷就没有一个能认认真真去问问英国人到底想干嘛的人。极左路线害死人啊。

如果没有慈禧,大清帝国肯定亡于咸丰朝,咸丰帝在热河已经不想再多活了,纵情酒色只求死前快活一阵。这是后话。

人口红利,

看则红利,实则鸦片,

一旦上瘾,沉珂难治。

那么问题来了。

当下中国又曾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红利期,这二十年我们和乾隆年间一样创造了一个收割人头税的产品——房产。

对一个刚性需求的产品控制供应,就是隐形人头税的基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双重合力,通过地价的形式返回到财政,这道隐秘的路径和乾隆的盐税如出一辙。

年初各个省会不惜代价抢人,到这阵专家说要征二胎基金,都是明了帝国财政命门的人。但这个路径依赖又能撑多久?

而且我更担心的一点,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而是在当今技术迅速取代人工的大背景下,能保证充分就业吗?这是财政税源还是社会负担?黄道婆的产业模型,或许已经终结了。

重启改革就是摆脱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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